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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長久而言，威權式成長既非人民所願也不可行，因此國際社會不應予以鼓勵，使其不致成為拉丁美洲、亞洲及下撒哈拉非洲的模範，許多國家之所以會選擇這條道路，其實只是因為它符合經濟及政治菁英階層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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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最近所強調的雖然都是創新與科技，但其基礎是建立在現行制度上的快速投資，而非創造性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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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大躍進，文革開始大肆破壞經濟及人民的生活，紅衛兵在全國組成，清算鬥爭政敵，無數人遭到殺害、囚禁及下放。有人憂慮暴力過了頭，毛澤東反駁道：「希特勒這個人更殘忍，愈殘忍愈好，你不覺得嗎？殺人愈多愈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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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韓的政府是共黨獨裁政府，反對私有財產及市場。但黑市很難管制，而且黑市都是用現金交易。當然，外幣交易是免不了的，尤其是中國貨幣，只不過多數交易還是用朝鮮圜。貨幣改革的目的其實是要懲罰利用這類市場的人，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他們還不至於太有錢太有力量以至於威脅到政府的統治。讓老百姓窮一點才安全。黑市的問題只是其一而已。由於銀行很少，而且都是國營，北韓人民都是用朝鮮圜存錢。貨幣改革云云，政府其實是要用來搜刮人民的儲蓄。 儘管政府貶抑市場，北韓統治階層卻很懂得享受市場所生產的東西。前領導人金正日就擁有一棟七層樓的豪宅，設有酒吧、卡拉OK及一個迷你電影院，地下層是一座大型泳池，設有波浪製造機，讓金正日可以用裝有小馬達的衝浪板戲浪。二○○六年美國對北韓實施制裁，就知道其真正的要害何在。美國禁止六十項奢侈品出口到北韓，包括遊艇、水上摩托車、賽車、機車、DVD播放機及二十九吋以上的電視機。絲質圍巾、精品鋼筆、皮草或皮箱從此絕跡。這些東西正是金正日及他的共黨統治菁英的收集品。一名學者利用法國軒尼詩公司的出貨清單做出估計，經濟制裁之前，金正日每年光是干邑白蘭地的預算可能就高達八十萬美元。 如果想要瞭解二十世紀末世界上許多最貧窮地區，就非得瞭解二十世紀的新專制主義——共產主義——不可。馬克思的理想是一套可以在比較人道的條件下營造富裕繁榮與平等的體系。列寧及他的共產黨雖然以馬克思為藍本，但實行起來卻和理論大異其趣。一九一七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相當血腥，一點人道也看不到。而平等也不在他的方案裡，列寧及他的親信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一個新的菁英階層，自己高居布爾什維克黨的頂層。為了要達到此一目的，他們清算與剷除的對象不僅是非共黨分子，還有威脅到他們權力的同志。但接下去才是真正的悲劇：先是內戰，然後是史達林的集體化及其永無休止的清算鬥爭，殺人如麻，死者可能多達四千萬人。俄國共黨殘暴、壓迫而血腥，但卻不是唯一，同樣的經濟後果與人間苦難所在多有，譬如一九七○年代赤棉統治下的柬埔寨、中國及北韓，無一例外的，共產主義所帶來的都是邪惡的專制獨裁及人權侵犯。人民受苦與血腥屠殺之外，共黨政權全都建立了各形各色的榨取式制度。經濟制度，無論有市場與否，其目的就是要榨取人民的資源，又因為視財產權有如寇讎，結果往往製造了貧窮而非繁榮。在蘇聯，如我們在第五章所見，共黨制度剛開始時都能製造快速的成長，但接下來就跌跌撞撞，終至停滯。在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赤棉統治下的柬埔寨以及北韓，結果則更具毀滅性，共黨經濟制度還帶來了經濟崩潰及饑饉。 回過頭來，共黨經濟制度又受到榨取式政治制度的支持，把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到共產黨手中，完全沒有權力的制衡。所有這些榨取式的制度雖然在形式上有別，但對人民生活的影響，卻與辛巴威和獅子山的榨取式制度別無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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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榮革命與法國大革命之後，更為廣納性的制度之所以會出現，與三個因素大有關係。其一，新一代的商人都希望釋放創造性破壞的力量，並由此獲利。這些新人本身就是革命陣營的關鍵人物，自不希望看到另一套榨取式制度出現，使自己再度成為犧牲品。 其次，這兩個個案都是以廣大的聯盟為基礎。例如，光榮革命就不是小團體或特定利益所發動的政變，而是一次獲得商人、實業家、仕紳，以及各種政治團體支持的運動。大體上來說，法國大革命亦然。 第三個因素則和英國及法國政治制度的發展歷程有關。這兩個國家為自己打造的環境，都有利於更廣納的新政權得到發展。在這兩個國家，都有國會及分權的傳統，在英國可以追溯到大憲章，法國則可以推至顯貴會議。更重要的是，兩次革命發生時，專制政權或有利於專制政權發展的條件都已經弱化。唯其如此，其政治制度才不利於新統治者或小團體控制政府，濫用當時的經濟財富，建立既不受監督又能維持長久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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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一位部長喬吉斯（Dawit Wolde Giorgis）在回憶錄中這樣寫著： 革命之初，舊朝遺風我們全都棄如敝屣，不開車，不穿西裝，領帶視同罪惡，任何讓人看起來體面或小資產階級的，任何跟奢華或精緻沾上邊的，全都被打成舊秩序。後來，到了一九七八年，一切都變了。物質享受逐漸被接受，然後就開始要求。歐洲最佳設計師設計的服裝成了高級政府官員及軍事委員會大員的制服，我們擁有的全都是最好的，最好的房子，最好的車，最好的威士忌、香檳及食物。革命的理想全都打翻了。 孟吉斯圖成為獨裁者的變化，喬吉斯也有生動描述： 孟吉斯圖露出了原形：睚眥必報、殘忍、霸道……我們當中許多人以往跟他聊天都是手插口袋，一副哥兒們的樣子，如今卻發現，只要他一出現，我們就立正站好，畢恭畢敬。以前跟他說話，我們總是你呀你的，現在卻發現，自己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改稱「您」了。他搬進了孟尼里克皇宮的辦公室，又寬大又豪華……開始使用皇帝的座車……我們原來要的是一場平等的革命，如今他倒自己當起皇帝來了。 從海爾塞拉西到孟吉斯圖，從獅子山英國殖民總督到史帝芬斯，這中間的轉移，道盡了惡性循環的模式，其極端與怪異實在值得奉上一個特別的稱號。如同我們在本書第四章提過的，德國社會學家米歇爾斯稱之為寡頭鐵律。米歇爾斯強調，寡頭統治以及所有的階層組織，其內在邏輯就是它們會複製自己，不僅在當權的群體內部會如此，甚至一個全新的群體接手之後亦然。米歇爾斯或許沒有想到，這恰好呼應了馬克思的一段評論：歷史是會重演的——首演是悲劇，重演則是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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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榨取式政治制度為基礎，製造出榨取式經濟制度，經濟制度又回過頭來支持榨取式政治制度，因為經濟的財富及權力收買了政治權力，惡性循環於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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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一年之前，瓜地馬拉菁英階層的統治都是透過軍事強人，咖啡產業起飛後，他們依舊如此。烏維科（Jorge Ubico）在一九三一至一九四四年擔任總統，任期最長。一九三一年贏得總統選舉時，烏維科完全沒有對手，因為沒有人會笨到跟他作對。和貿易領事館一樣，任何事情，只要會促成創造性破壞，或危及他的政權以及他與菁英階層的利益，他都反對到底。因此，他反對工業的理由和奧匈帝國的法蘭西斯一世及俄羅斯的尼古拉一世如出一轍：工業勞工會製造麻煩。在一項堪稱空前絕後的立法中，他的壓迫偏執狂表露無遺，禁止使用某些文字，諸如obreros（勞工）、sindicatos（工會）及buelgas（罷工），任何人如果用了這類字眼，便有牢獄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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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興建鐵路最初的目的在於統治獅子山，但到一九六七年，其角色已經變成經濟性的，主要在於運輸該國的大宗出口，包括咖啡、可可及鑽石。咖啡及可可的種植戶都是曼德人，而鐵路則是曼德蘭對世界的窗口。一九六七年的選舉，曼德蘭的選票大舉倒向亞伯特．馬蓋。史蒂芬斯的興趣在於抓權，至於促進曼德蘭的出口，則非他所關心。他的理由很簡單：凡是對曼德人好的就有利於獅子山人民黨，不利於史蒂芬斯。因此，他停止興建通往曼德蘭的鐵路，而且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把鐵軌和車輛全部拋售，使事情再也無法逆轉。今天，從自由城向東行，就會經過廢棄的哈斯汀（Hastings）及滑鐵盧（Waterloo）車站，再也不會有火車通往波城了。當然，史蒂芬斯的激烈動作對獅子山最有活力的經濟地區造成了嚴重的傷害。但就和許多獨立後的非洲領袖一樣，如果要史蒂芬斯在鞏固自己的力量與促進經濟發之間做選擇，他會毫不猶疑地選擇前者。今天，如果想要前往波城，根本沒有火車可搭，因為如同沙皇尼古拉一世害怕火車會把革命帶到俄羅斯，史蒂芬斯相信鐵路將會增強對手的力量。如同許多掌控榨取式制度的統治者，由於害怕自己的政治權力遭到挑戰，他寧願犧牲經濟成長以阻止挑戰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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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流氓大亨與托拉斯之興起充分說明一項事實：市場本身並不保證會有廣納性制度。市場可以被少數幾家公司宰制，索取過高的價格，阻擋更有競爭力的對手及新的技術進入。在他們的擺布之下，市場將不再廣納，只會愈來愈成為經濟與政治霸權的囊中之物。廣納性經濟制度需要的不只是市場而已，更需要的是能為大多數人創造公平競爭場域及經濟機會的廣納性市場。在菁英階層的政治權力支持下，無孔不入的壟斷與此完全背道而馳。但對壟斷托拉斯所採取的反制也說明了一個現象，那就是，只要政治制度是廣納的，對於偏離廣納市場的經濟動作，政治制度會產生反作用力。這就是良性循環在發揮作用。廣納性經濟制度可以為廣納性政治制度的繁榮打下基礎，但經濟活動偏離廣納性經濟制度時，廣納性政治制度又會反過來發揮約束的效果。在美國，托拉斯遭到了遏阻，對照於墨西哥的情況，便充分說明了良性循環的作用。在墨西哥，政府體制無能約束電信鉅子施林的壟斷，但在美國，謝爾曼及克雷頓法案卻在上個世紀反覆發揮效果，嚴加管束托拉斯、壟斷及卡特爾，確保市場的持續廣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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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進的改變也可以避免冒險闖入未經探勘的領域。既然是用暴力推翻一個體系，那就意味著要建立一個全新的東西來取代已經拔除掉的。法國大革命就是一個例子，第一次的民主實驗結果演變成了恐怖統治，然後又開倒車，兩度退回專制君主，直到一八七○年才有法國第三共和。俄羅斯革命也是如此。大家心裡想要的，不過是一個比俄羅斯帝國更公平的新體系，結果卻來了一個一黨專政，其暴力、血腥及邪惡尤勝於遭到取代的專制王朝。在這些社會中，漸進的改革之所以有其困難，主要原因在於，這類社會既沒有政治多元化，其制度又是高度榨取式的。至於英國，漸進的改革之所以可行而且可欲，則要歸功於光榮革命所帶來的政治多元化，以及因此而建立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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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選及全民投票，對人民之所以意義重大，憲章派的史帝芬斯（J. R. Stephens）做了生動說明： 普選的問題……是一個刀子和叉子的問題，一個麵包和奶酪的問題……說到普選，我要說的是，一如身上有一件好外套、頭上有一頂好帽子、為家人遮風蔽雨有一個好屋頂、桌上有一頓好晚飯，乃是這塊土地上每個勞動者的一項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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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槽〈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克莫克拉西” （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凡思想是没有畛域的，去年十二月德国的广义派社会党首领鲁森堡被民主派政府杀了，上月中旬， 德国仇敌的意大利一个都林地方的人民，举行了一个大示威以纪念他。瑞士的苏里克，也有个同样的示威给他做纪念。仇敌尚且如此，况在非仇敌。异国尚且如此，况在本国。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 毛泽东全集 第一卷 by Zedong Mao (毛泽东全集, #1) (Page 458 - 459)